中新社湖北新闻网2月28日电(田巧萍高翔)瑞士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昨日下午专程飞抵武汉，将在今天把专门表彰对中国艾滋病教育和预防治疗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贝利·马丁奖”颁发给武大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

　　发现中国艾滋病村

　　1999年夏天，桂希恩一位来自河南上蔡的学生告诉他一件事，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治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已死于这种“怪病”，向老师请教这到底是什么病。

　　几天后，桂希恩就来到了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看了几个得“怪病”的人，桂希恩大吃一：难道它来了？

　　1981年，传染病学医生桂希恩到美国进修学习，他的美国老师及时给他讲授了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当时认为这种疾病是通过同性恋来传播的，桂希恩很自信地对老师说：“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

　　这一次，他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结果发现2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几天后，他再次北上河南，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了10个艾滋病病毒阳性者。一周后，他把抽血的范围扩大到了50多人，并从这些人中发现了儿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且他还了解到，这些成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都有卖血的历史。

　　桂希恩流泪了。他看到了另一面：因贫困而产生的艾滋病。

　　桂希恩从来都没有认为发现中国艾滋病村是一件技术上非常困难的事。他说，困难在于现在很多的有专业知识的医生不愿意到农村去，他去了，他就这样碰上了。

　　地下工作四年有余

　　昨天上午，桂希恩收到文楼村6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程光华的信。去年12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在程光华家坐了半个多小时。桂希恩的这位艾滋病朋友在信中介绍了当时吴仪在家中的情况，并兴奋地告诉他：“我们村现在敞开了，什么人都可以来。4月1日后外国记者也可以进村了。您也可以大大方方地来，给我们做些指导工作以及告诉我们以后怎么办。”

　　在此前，桂希恩在上蔡的一切工作都处于“地下”状态。

　　因为桂希恩通过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开了文楼村的情况，当地政府认为桂希恩破坏了上蔡的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他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每次到文楼都会受到百般阻拦。

　　程光华在文楼曾是掩护桂希恩逃避驱逐的村民之一。2001年6月8日，桂希恩独自带着1万多元的药品进了村，当地政府听到消息，派警察前来驱逐。最先听到消息的程光华迅速向桂教授通报了消息，并与其他几个老乡一起，把桂希恩藏了起来，半夜再用摩托车把他送到火车站，桂希恩这才脱险。

　　像这样东躲西藏的事，还发生过好几起。

　　尽管不受欢迎，桂希恩还得去，如果谁都不管，那里状况会更糟糕。他拿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走村串户地宣传艾滋病知识，教育村民如何注意不被感染，告诉他们使用安全套。更多的时候，桂希恩会带上药品，发放给那些已出现症状的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做这一切，桂希恩不收一分钱，他用的是自己的钱。看到有的病人家境困难，他还要给个三五十块钱。凡是他接触过的艾滋病人，很少没有得到过他物质上的帮助的。

　　吸引了更多的目光

　　面对越来越多的艾滋病人，桂希恩一方面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艾滋病防治必须有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协调指导。

　　1999年10月31日，桂希恩提笔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写信，把他在文楼村的所见所闻及自己所做的大量调查，一并寄了出去。李岚清副总理很快在桂希恩的信上作了批示，并要求河南省处理。

　　“那以后，他们对我好一些了。”桂教授被上蔡政府请去吃了一顿饭，但席间他受到诘问：你湖北的医生为什么要到我们河南来管艾滋病？在当时，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艾滋病的严重性，对艾滋病的疫情报告还讳莫如深，最真实的情况也没有掌握，更不用说下面刻意隐瞒。

　　2001年5月中旬，桂希恩将5名河南来汉治病但受到歧视的艾滋病人接到家中同吃同住，一时轰动全国。从来不与媒体合作的桂希恩，第一次站在记者面前，讲述艾滋病人的种种悲剧，呼吁人们能宽容、关心他们。

　　其实，这种轰动是桂希恩所不希望的。

　　2001年6月，桂希恩写信给上蔡县卫生部门负责人，希望他们能真正正视文楼村的艾滋病问题。

　　在桂希恩的促进下，中国艾滋病第一村——文楼村受到全国的关注，并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

　　我最喜欢做老百姓

　　在做了4年多的“地下工作”后，桂希恩接二连三地碰到了令他高兴的事：去年12月19日，国务委员兼卫生部长吴仪亲自下到文楼村，调查艾滋病防治情况；吴仪在河南提出的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向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物、免费匿名检测、免费实行母婴阻断、艾滋孤儿免费上学、使孤寡老人得到照顾关怀)在文楼村实行试点；4000万的防艾经费下发到上蔡……

　　“政府的重视程度比我预计的要高得多。”桂希恩难得地露出了笑容：“我原想，国家会责成河南省重视艾滋病，没想到副总理亲自到了艾滋病村，而且对疫情的通报也越来越真实了。

　　现在的桂希恩，还有一个头衔——国家艾滋病专家组成员。但他说：“我更喜欢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到艾滋病人中去。”他表示，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很频繁地去文楼，因为文楼已从中国艾滋病第一村变成了中国艾滋病关爱第一村，是中国做得最好的村子。

　　 “文楼需要我做的事不多了。”

　　就在这个星期一，他接到一位病人的来信后，又去了另外的地方，遇到了当初他在文楼一样的待遇——被追查。他诡秘地笑了笑：这样的情况不会维持多久的。

　　贝利·马丁奖

　　马丁·哥顿(Barry-Martin)来自英国，曾任欧洲著名投资银行瑞银华宝的副主席，其外祖父曾在中国行医，母亲出生在中国东北。1996年，他的一位华裔朋友贝利·陈因艾滋病而去世，万分痛心的马丁决定拿出自己的积蓄创办一个慈善基金会。为了纪念这位因艾滋病故去的朋友，马丁将这个基金会取名为“贝利·马丁基金会”，而且从2000年起每年都要向一名为中国艾滋病教育和防治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颁发“贝利·马丁奖”。

　　历届马丁奖得主

　　2000年度，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张北川教授。

　　2001年度，云南思茅地区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科科长王春。

　　2002年度，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科主任徐莲芝教授。

　　2003年度，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

　　 来源：《武汉晚报》